“爸,已经是1989年3月19日夜里十一点了91微操盘,您先歇一会儿吧。”病房的灯光惨白,黄慧南把枕头拍得又平又软。黄维却摇头:“明早还要写几封信,台湾那边日程紧,得抓紧。”女儿无奈,只得轻声应下。没人想到,这句对话成为父女最后的夜语。
黄维的身体看上去并不糟,走路稳,思路也清晰。春节过后,他一直为“赴台行”奔波:办通行证、整理档案、挑礼物,甚至连拜谒名单都列了三页纸。亲近的人劝他慢点,他笑笑,“八十了,还能跑得动,该珍惜。”口气里透着一种久违的兴奋。
外界后来说,这股兴奋正是他猝然离世的导火索。传言从香港媒体先冒出来——“黄将军因喜事心跳加速,突发心脏病”。短短两天,版本飘散:有人说他在病房里收到台湾来电当场激动昏厥;也有人坚称是突看老照片触景生情,血压飙升。声音嘈杂,真相愈发模糊。
时间拨回1月中旬。那时,台北通过第三方打来电话,邀请黄维“春后小聚”。出乎意料,他并未即刻答复,而是先写信给南京军区老战友,询问能否顺便带去几封家书。信件里没有豪言壮语,只有一句,“若能为统一之事再出一分力,此生无憾”。语气淡,却掷地有声。
2月初,他从上海转机到香港,见了几位黄埔同学。席间有人半开玩笑:“老黄,你要回到老老板身边啦?”黄维摆手,“回去?谈不上,看看老朋友,顺便替两岸搭座桥。”一句话,把座上几位港媒记者怔得说不出话。不得不说,黄维对语境的拿捏依旧老辣。
返京之后,他马上陷进另一摊事——搬家。原住处要翻修91微操盘,他坚持把书柜自己搬上卡车。医嘱?全扔脑后。高强度劳顿加连日招待应酬,心脏偶尔抽痛,他用两片硝酸甘油糊弄过去。好友吴国桢得知后专程来电: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”黄维哈哈大笑答:“柴还多呢。”
3月16日,北京军区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:心功能III级。主治医生建议立即住院。黄维盘算四件事——台湾行、搬家尾款、政协会议、给孙子挑大学——没一件舍得放。医生板起脸:“再拖后果自负。”这才进了CCU。住进去第二天,他仍在床上和秘书敲定行程细节。
3月19日晚十一点,病房里安静得能听到仪器滴滴作响。护士例行查房,一切正常。半小时后,他突说胸闷,手抓被角,脸色由白转青。抢救随即展开。凌晨零点二十一分,心电图成直线。医护团队足足按压三十七分钟,仍回天乏力。就这样,一位曾统率“王牌第十二兵团”的将军,静静倒在病房。
噩耗传出,议论排山倒海。黄慧南收到电话,脑子一空,踉跄冲到医院。看着父亲身上还未擦干的消毒液,她握住那只已冰凉的手,鼻梁一酸,又强忍住眼泪。第二天清晨,她面对记者,只说了一句:“我父亲是累的,不是乐的。”随后不再多言。
四九年淮海战役被俘、五零年改造、五九年特赦,那些标签在黄维身上从未脱落。他自己也清楚:身份尴尬,言行稍有闪失便被放大。所以,关于“喜极而亡”的猜测,他的家人无法不介怀。三天后,黄慧南整理遗物时找到那本厚厚的黑皮手册,上面记着密密麻麻的日程和备注。最后一页画了一条直线,旁边写着:“慎终如始。”
3月25日,家属在告别厅向社会公开“病历摘录”:1.长期劳累导致冠状动脉硬化加重;2.突发性心律失常猝死。并附上值班记录,消弭了“延误抢救”一说。黄慧南接受访谈时,用极平静的口吻梳理“两大原因”——过劳、突发心脏病——全无渲染。对那些臆测,她只留一句:“父亲没空高兴,他只知道赶路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,台北那边事先承诺的“27年中将薪饷补发”信函也保存在遗物里,落款3月14日。信封未拆。黄维在外页写了四个字:“勿动私情”。这行字像一道沉默的注脚,说明他对金钱与荣誉都已淡然。有人问,既如此,为何执意赴台?一位熟知内情的老同学回答:“他想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年轻军人,枪口可以对准,但中国只有一面旗。”
如果把黄维的一生分段,前半段是沙场,后半段是牢狱与反思。改造期间,他性格仍硬,常与管教争论。可当真理摆在眼前,他也能“认栽”。这种迟钝的开窍,让他后期做事更趋稳健。1980年代,他频繁被邀请到各地高校讲“投降、改造、团结”的课,学生问他悔不悔?他答:“悔当年不够聪明,幸亏还来得及。”
3月29日,骨灰按家属意愿移回南京雨花台公墓。那天没有哀乐,没有司号员,只摆一张写着“和平统一”四个字的横幅。来送行的,有早年的旧部,也有后来管教他的干部。站在队伍尾端的,是一位八十六岁的老兵,他轻声嘀咕:“老总,这回您总算歇下来。”
黄维最终没走成那趟海峡航班。遗憾悬在那里,成了历史的一个问号。可他的女儿却说:“父亲的行李箱里只有两样必带物:一面五星红旗,一束白菊。”这句话,在那个冬末春初的寒风里显得格外刺骨,却也将真相钉得牢牢的——黄维不是被喜悦压垮,而是被责任拖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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